商丘景点(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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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城作为一种经过历史检验的城市建构，在历史上对地方经济、政治和人民生活都产生过不可低估的影响，使这种历史上的城市规划案例对于当代城市建设具有极高的借鉴意义。现存明清商丘古城距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尤其是在国家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中，商丘古城的小巧完善的布局对小城镇的建设来说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一

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的归德府古城，至今己有500年的建城史。它是中原地区唯一一座保存基本完好的明清时期的府级城市，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文化产业开发价值。本文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利用历史文献，从城市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归德府古城的城市形态进行了初步的复原与分析。研究工作显示，归德府古城“外圆内方”的特殊形态，实际上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综合作用的产物，而不是单纯的“堪舆”或“风水”思想的产物。归德府古城的城市形态、等级规模，代表了明清时期中原地区府县级城市的总体特点，反映了中原地区地方文化与地理环境的特点，具有典型性和唯一性。

1.1商丘古城历史沿革

根据《商丘县志》的记载，“商丘古城至今已1500余年的建都历史、5000 余年的建城历史（图1）。在我国历史上，商丘曾经是商和南宋的都城所在地，也曾是五个分封诸侯王国的都城所在地，南北朝以后一直是州或郡或县的衙署驻地，是豫东门户，军事重镇。西汉时期，梁王刘武城守唯阳(今商丘)，使七国之乱的叛军“以梁为限，不得过而西”，有力地配合了西汉中央军平定叛乱。在唐代平定安始之乱过程中，张巡、许远坚守唯阳，与叛军相持近一年时间，阻止了叛军南下，既保护了广大江南人民免遭生灵涂炭，又为唐中央军平定叛乱底得了时间”。[[注释：

[] 商丘县编纂委员会：《商丘县志》，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1，63页。 ]]现在能看到的商丘古城是明清所建的归德府城。

1.1.1商周时期 

在公元前 24 世纪，商丘就已经是古帝王之都，据《晋书·地理志》记载：“颛顼始自穷桑（今山东曲阜北），而徙邑商丘。”在公元前21世纪，阏伯受封与商丘，任火正。公元前16世纪，成汤（契的13世孙）灭夏称商，建都南亳（今商丘南）。公元前11世纪，殷商后裔微子启受封于商丘，建立宋国，直到公元前286年，被齐、楚、魏三国所灭，建都长达744年之久。[[[] 张轸：《中华古国古都》，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45页。]] 

1997年春，考古家证明，宋国遗址平面呈平行四边形，古城城址四角是弧形的，其中西南角和东北角都是锐角，西北角和东南角是钝角。“东墙全长约为2900米，西墙全长约3010米，南墙全长约为3550米，北墙全长约 3252米。该城总周长12700米，面积为10.2公里。”[[[] 高天麟：《河南商丘县东周城址勘查简报》，《考古》，1988（12），21-22页。 ]]

“为了应对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事，增强宋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宋城城墙修建的比较高大，并有内外两重，内为宫城，大多是宫殿建筑，外为廓城，多为集市贸易场所和手工业作坊、居民生活场所等。”[[[] 张海鸥：《河南商丘古城传统民居研究》，南京工业大学硕士论文，2014。]] 

1.1.2秦汉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行郡县制,商丘置睢阳县，隶属砀郡。《水经注》中也记载，“秦立砀郡，则砀县乃秦之治所，及汉改制睢阳”[[[]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睢水》，文学估计刊行社，1955。 ]]。汉承秦制，但又郡国并行。汉初商丘被封于梁国。公元前106年，汉武帝推行刺史制度，梁国归豫州刺史部管辖。《续汉书·郡国志》记载，“睢阳本宋国阏伯墟，有卢门亭”。由此可知，秦汉代是在宋国都城上建立了睢阳城。公元前168 年，淮阳王刘武被封为梁王，迁都睢阳，睢阳开始成为梁国国都。

《史记·梁孝王世家》云，“孝王筑东苑，方三百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统治者在宋国都城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扩建，遗址主要包含三部分：睢阳城、东南的梁园和城东的平台离宫。《括地志辑校》中记载，唐代睢阳城在城南二里外，呈“品”字形，南面一城，北面二城。宋代改为南京城，城周15里40步。[[[] [唐]李泰：《括地志辑校》，中华书局，2010。]] 

1.1.3唐宋时期 

公元583年，隋文帝统一全国，以州统县，撤诸郡，商丘开始称为宋州。公元607年，隋炀帝又推行改州为郡，直到唐“武德四年，平王世允，置宋州”[[[] [后晋]刘昫：《旧唐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1443页。 ]]，商丘的郡制时期基本结束。公元758年改郡为州，商丘正式进入州制时期。唐初，为了有效的控制和管理，依据山河形式，将全国划分10道，商丘隶属于河南道。到北宋时，升州为府，称为应天府。

1.1.4元明清时期 

《宋史·地理志》中记载：“应天府，河南郡，归德军节度。本唐宋州，至道中，为京东路。景德三年，升为应天府”。商丘在北宋开始称为应天府，金以后称归德府，直至元明清时期。

1.2明清商丘古城

明清商丘古城其实包括了在商丘存在过的两座城池，一是本文的讨论对象，现存的归德府城，另一个则是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的睢阳，据《明史•地理志》中记载，“旧治在南， 弘治十五年圮于河，十六年九月迁于今治”[[[] 《明史，卷四十二，地理志》]]。原古城于弘治十五年（1502）被水淹没。 归德州需要办公场所， 而在城北高地处，原先就有建筑物存在， 于是迁城北高地临时办公，处于旧城之北，之后在此基础上建造新城。新筑归德府城， 城垣规模为“周围一千三百四丈二尺五寸，高二丈，广三丈。有城门四座，东西南北各一，上各有楼 ”。城门名称为：“东曰宾阳、 南曰拱阳、 西曰垤泽、 北曰拱宸；敌台，一十六座；角楼，今止西北有，余未建；护城河，阔五丈二尺，深二丈。潦则水，旱则涸”[[[] [清]陈孟雷：《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城池，归德府》，中华书局，1986，95462-95463页。]]。新筑商丘城有城关东西北各一， 缺南关，是因为“惟南关去城二里，盖因其旧，弗迁也”[[[]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读编，嘉靖归德志，卷四，建置制》，上海书店，1990，55页。]]。城垣上水门、护城河上有桥。归德府城于正德六年才初具规模，之后逐步进行修补完善。

在嘉靖朝四十五年中，商丘共发生15次洪涝灾害，民不聊生。为了抵御黄河水患，便在城池外加筑一道护城堤，以此来防御黄河水患。“护城堤，州城四外环围，嘉靖二十年创筑”[[[]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读编，嘉靖归德志，卷一，舆地志》，上海书店，1990，21-22页。]]。此堤“四面环郭门，周十有六里，高视城之半，厚倍之。上树之柳，不数月而工竣，遂成巨障也”。嘉靖三十四年，知府王有为对原府城进行修补。增置四座角楼，十三座敌台，三十二个警铺。又建西门楼与北门楼，对东、南门楼进行修葺。

嘉靖三十七年，知府陈学夔包以砖砌宾阳、垤泽、拱阳、拱辰四座城门，又用砖包原土城墙，建城更加坚固的砖城。到此为止，新修筑于弘治十六年( 1503年)的归德府城，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在经过不断修补、完善后，商丘新股的府城才修缮完毕，初步奠定了今天商丘古城基本的城市格局。

1.2.1布局特点

1.2.1.1“外圆内方”的平面形制

俯瞰整个商丘古城，平面形态为外圆内方（图2）。外圆，指的是最外围围合古城的护城堤的圆形边界，内方，指古城修筑的近似方形的城墙界面。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说过，“中国古代思想关于大地形状最为盛行的想法，就是天圆地方”[[[]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1988。 ]]。古城外圆内方，形似一枚巨大的古铜钱币，地面呈现龟背形状，地势稍向南方倾斜，城内共有93条街道，把全城分成200米见方的许多小块，格局如同棋盘（图3），正像我国传统城池建设的那样四方规整。这种整体的设计思想和街道分布正是我国传统的“系统思维”中的整体观的体现。我国传统的系统思维是家争鸣之后，随着时间的积淀融合各家的观点，从而形成的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完整的内在逻辑体系，以主要诸如圈道观、天人合一观、阴阳五行观、人体全息现象论、君臣民协同的社会控制论、最佳生态环境论等等在内的思维方式组成了我国在经历儒家的“复礼”与“ 归仁”，道家的“无为”与“自然”、墨家的“兼爱”与“尚同”等诸子百传统的系统思维体系。[[[] 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25页。]]系统思维以强大的渗透力与辐射功能影响着文化整体系统的各个层面，对我国古代城市的建造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1.2.1.2“三位一体”的防灾体系

纵观中国古代城市，可以发现在城市建造中必不可少的是要与自然协调，在利用自然同时能够防范自然灾害。因此，是否与自然共生也是检验城市规划好坏的标尺，当然对古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城市存亡的关键。商丘地处中原腹地，位于黄淮冲积平原范围内，在历史上，商丘饱受洪涝灾害的苦楚，于是在北宋时便开始渐渐形成了商丘的方形城池，以此来抵御洪涝灾害，并且卓有成效。商丘古城初建为方形，嘉靖又修建城堤“护城堤，州城四外环围。”[[[]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读编，嘉靖归德志，卷一，舆地志》，上海书店，1990。]] 此堤“四面环郭门，周十有六里，高视城之半，厚倍之。上树之柳，不数月而工竣，遂成巨障也”。商丘古城通过加固城墙，城外修筑护城大堤和修筑水门等，依靠外城护城堤有效减缓外围洪水的冲击，拦截大量泥沙，水门则将城内积水排入南门外的大湖之中，这样减少了自然灾害的危害。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商丘逐渐形成“三位一体”独特的空间格局。“三位一体”指有三个要素构成的城市防洪排涝的防御体系，即城墙、护城堤和环城湖，这三部分相互依存，共同构成商丘古城的有机整体。

1.2.1.3城门东西相错

从商丘古城的整体布局上看，古城最具特色的地方就是古城的东门和西门的错位，即古城东、西两门被有意识地错开，不在同一条直线上。东门偏南，西门偏北，错开一条街，出现了与中轴线分别相交的两个隅首（图3、4）。不管设计者是否是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理念，为了防止东西木金相克而使古城东、西两门错开，以此来逢凶化吉[[[] 陈道山：《商丘古城》，《建筑文化》,2007(07),73-74页。]]，其东西大街不对应的建造形态为现存古城中唯一。若根据五行相生相克之说，金木相克。归德府城为防金木相克，古城东西两门并不是对称的，而是东门偏南，西门偏北，古城东西两门相错一条街，出现了与南北轴线分别相交的两处，相交处为隅首，分别称之为大隅首和小隅首。张海瓯认为，受传统思想“五行”理论的影响，东方为木，西方为金，金克木，凶兆伤人，所以把东西大街错开，祈求城池长治久安[[[] 张海鸥：《河南商丘古城传统民居研究》，南京工业大学硕士论文，2014]]。“从历史渊源讲，古城主火从八，卦说南门又主火，火势太旺，如此可能导致城池失火，于是设计者便在南城门左右两侧各加设一个水门，加上北(门)为水，便水火调和，故又有“‘三’水济火”之说。”[[[] 侯坤婷：《商丘古城结构形态演化及哲学机理研究》，河南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13]]古城内城为方城，四周城墙均为砖砌，置东南西北四座城门，四座城门外分别又建有半圆形瓮城。四座瓮城另置有四个扭头门，东城门南扭，西城门北扭，北城门西扭，南城门东扭，形成西北、东南瓮城分别两门相间，所以商丘古城古有“四门八开”之说，寓意“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由此可见，商丘古城的城门是按照八卦原理进行设计的北、西瓮城两门相向，合成阴；南、东瓮城两门相向，合成阳，形成太极所在的阴、阳两极。 “古城内街道以连接南北城楼的大街为主轴线，东西两侧各 3 条纵街，纵街总数为 6，此乃取天数 9、地数 6。城内纵横 93 条街道所构成的框架，也与河图相吻合，谓之阴阳和气”[[[] 陈道山：《商丘古城：“阴阳五行八卦”城》，《中外建筑》，2008（12），58-61页。]]。张涵认为，93 这个数据并非偶然所得，按八卦易理，“三”、“九”为老阳之数，内城用“三”、“九”为“阴中之阳”，即达到阴阳合一[[[] 张涵：《明清商丘古城营建史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博士论文，2014。]]。自古“三”被认为是万物的源泉，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万物”之说。《说文解字》载：“三，天、地、人之道也”，“三的三倍为九，九是最大的单数。因此，街道取三、九是吉数，意蕴天地相得结合，大吉大利，大业生定”[[[] 陈道山：《商丘古城：“阴阳五行八卦”城》，《中外建筑》，2008（12），58-61页。]]。 

1.2.1.4大街小巷错位布局

古城分区整合中以“大街小巷”的形式体现：大的商店、机关单位、酒楼等都建在大街的两旁，行人、车辆往来较多，道路也往往较宽敞，且多为南北方向。而大量的小巷则多为东西走向，小巷南北也多建设为合院、住宅。这种大街和小巷交错分布的规划方式，使得处在小巷中的住宅往往能远离大街的喧嚣，使人们能够拥有较为安静、舒适并且私密性较好的家庭生活空间。“这种在城池规划中产生的‘大街小巷’布局，是从北宋东京开始萌芽，到元代大都的规划更加明确。”[[[] 张驭寰：《中国城池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132页。]]古城中的建筑多为走马楼和四合院建筑群，由于商丘古城地处冲积平原，地势平坦有利于传统四合院形式的展开，院落的发展方式以早期形成的合院院落为母体，通过向前后、左右的拓展而形成九进式的格局，用来满足日益增加的家庭人员的日常生活的需要。

1.3功能

明代的城市，由于经济、政治、文化与自然环境等因素的不同，而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类型。张涵提出，“归德府城属于政治性的城市”[[[] 张涵：《明清商丘古城营建史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博士论文，2014。]]。作为归德府治及商丘县衙的所在地，拥有全面的城市功能。有官吏，有军队，还有刑狱和官署等等。虽然其工商业也很繁荣，如果和它的政治地位相比显然是次要的，归德府城更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我国城市建设从周时期确立起三级城邑规划制度开始，突出礼制的约束作用。规划制度确立了城邑的基本规划结构外，还提出了两次重要作用，第一是礼制规划秩序，将城邑总体布局纳入礼制轨道，加强城邑规划结构的严谨性，突出了以“君”为本位的规划主题思想；第二是运用井田规划概念设计城邑，并按照他那套方格网系统方法进行规划，现在棋盘式格局就是其直接影响。“为了在城邑营建中贯彻这项体制，营国制度又列有礼制营建制度，作为实施建设体制的持定手段。”[[[] 贺业矩：《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40页。]]在营建上，各级城邑等第分明，不容僭越。到元代，城市规划中礼制思想得到完全实践，明清完成礼制尊统于一思想的最高目标。商丘古城外为土筑的城郭，呈圆形，象征天，内为砖砌的城墙呈方形，象征地，“天圆地方”取法于自然。天为乾为阳，地为坤为阴；外阳而内阴，阴阳结合便是天地相生，“商丘古城便成了阴阳天地大宇宙的象征”[[[] 陈华光：《商丘古城变迁其文化内涵》，《史海钩沉》,26-28页。]]。不仅如此，其内城瓮地、街道、城墙的设计建造也均显现出八卦的特点，设计也均取帝王之数。而建造时作为一个府级之下的州城却为何能够使用如此规模的建制？原因正是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和军事地位得天独厚，Www.eeelw.com使得商丘不管在上古五帝时代、春秋战国时期，还是唐宋繁盛之世，都做过帝王诸侯定都之处。其城址由于黄河水灾等原因而经过多次重建，现在古城城南水下叠压着春秋宋国都城、秦汉和隋唐时期的睢阳城、宋朝的应天府南京城、元朝的归德府等6座都城，每次的重建古城的城制都有着不同的变化。据《宋史·地理志》记载，赵匡胤改应天府为南京，宋代应天府城分为京城、宫城和关城。宋代南京城规模宏大，分为宫城、内城和外城三重城。现存的商丘古城建于弘治十六年（1503）。《明史·地理志》云：“旧治在南，弘治十五年圮于河，十六年九月迁于今治。”[[[] 《明史，卷四十二，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于是就在明初旧城之北另筑新城。重建后完整的保留下来，在之后的5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先后作过府都、州都，也曾作过县府驻地与省府临时驻地。“从政治制度方面看，商丘归德府的政治地位决定了其城墙内占地规模以及重要建筑的布局和建造形式。”[[[] 许继清、刘立轩：《商丘古城空间演变的文化生态环境分析》，《山西建筑》，2010（25），20-21页。]]

商丘古城作为明清两朝的一府所在地，其公共事业基础设施包括恤政建设和科教公民活动设施一应俱全（图4）。恤政方面，在古城中设养济院、漏泽院[ 漏泽院：城西南隅，刘信建，孤老之死者棺以葬之于此。]、惠民药局、羲堟，按照人们日常接触程度的不同，分布在古城的不同位置。而居民的公共活动和科教设施则全部集中在城的主要干道两边，原有的水井、厕所为梅花形状，布局合理。归德府为府级行政城市，从其行政管理职能角度，可以从三个主要职能角度来看其城市空间分布，分别为：府、县两级行政中心的分布空间；文化与恤政分布空间；礼制祠祀分布空间（表1）。其中，府、县两级行政中心的分布空间，占据古城的重要位置。归德府级行政中心分布位于南北大街以东中心区域，四个城门大道与之相通。县级行政中心位于古城西南区域，西门、南门为主要活动区域。仓储均靠近府治与县治；文教与恤政分布空间，紧围绕行政中心，体现当时为科举入仕的职能。礼制祠祀分布空间，除文庙外，其余均分布在民众便于活动的区域，以关厢地带为主。而军事机构则在城市中心十字口及城门附近。整个城市布局南部紧密繁华，一般市民都随商市所在而散居就近地段。北部属于交通便利、环境幽静的地段是官僚、地主、富豪的邸宅首选之地。文教中心位于东城区东城门正对市中心的主干道旁，与府级行政区连在一起，此区域为府城的核心区。东门及东门主干道主要服务于府县行政业务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