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魏源《筹河篇》

分类：写作技巧    更新时间：12-11    来源：网络

 魏源、林则徐等一批中国近代史上拥有先进眼光的著名人物，他们一生不断积累的知识与躬身实践，以及思想等方面的成就，不仅影响着与其同时代的有识之士，也影响着后来的研究者。魏源，作为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其生活的年代，特别是嘉庆、道光年间的活跃，让其成为这个时代中一颗独特闪烁的恒星。他才华横溢，善于交往，因而与其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评价以及晚清时期的学者对其著作的评价都很多，这些都为后来人研究魏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在夏剑钦、熊焰著的《委员研究著作述要》中，也详细的介绍了魏源生平的简介、魏源研究概述、同时代人论魏源、魏源研究专著述要、史学等有关著作中的魏源研究篇章述要、以及魏源研究论文简介共六个章节，对近代以来有关魏源的研究，做了一个详细的整理。因此，可以说近代以来无论是对魏源本人，或其著作等多方面的研究呈现出日益增长的趋势，并且已经研究得很细致了。关于这点，本人也很清楚对于魏源的研究已经到了一个很深入的地步。但是 ，研究魏源多重视《海国图志》及其思想，即便少数研究《筹河篇》的论著也多从经世致用的视角考察，忽视了《筹河篇》的原本意义。本文以再读的方式，从基本的“治河”的视角，再次对《筹河篇》进行分析，并总结出与其相关的思想等。借此对魏源在黄河治理的见解上，重新去理解和审视魏源的相关思想。

 

一、重调研

1、行千里观察“山川地势”   

 “浊河决千里，一淤辄寻尺。屈指三千年，几决几淤积。”[1魏源《北上杂诗七首同邓湘皋孝廉》，《古微堂诗集》卷一。]他觉得，如果黄河能够得到治理，那黄河南北就不会出现千里荒芜的景象。所以他一直都想写一部关于兴修水利的著作。魏源从小生活在山川之间，对山水之情，寄托于他一生中的诗集之中。而魏源对水利问题早就在北上求学后，就开始悉心关注并后来不断去研究。通过游山玩水和拜访师友的方式，不仅对山川地势有了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并且时常与友人共论时政时事，相互沟通各自见解，共商大计。例如，道光六年时，魏源曾代笔贺长龄编成《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其中就写作了很多论述水利问题的相关篇章、以及奏议等。魏源以他丰富的人生阅历，是他走遍了两湖、江浙、鲁皖、冀豫等地，所得到启示、感受聚集的结果。而对于其所能到达的地方，他一定都会对当地的有关水利的问题进行考察、调查和访问，并在所有的历史记载中得到求证，以便去探求问题的所在之处，并寻求相关能兴利除害的办法。除此之外，魏源也写过很多对华北、两湖、江南水利问题的文章。如《畿辅河渠议》、《与陆制府论下河水利书》、《湖广水利论》、《江南水利全书叙》等。这些著作都成为魏源以身实践，观山川地势，察整治之策，并且将之熟记于一生记忆之中，为他后来著作，奠定了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2、破万卷回顾“河道变迁”

在魏源《筹河篇》中，他纵观历史，这与其从小开始就不断专心研读史书，有很大的关系。也正是有了对历史书籍有了很好的基础，加上后来的游历，所以才能对黄河变迁在历史上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并能提出自己对历代黄河治理的详细分析和看法。例如，他指出，周定王时，黄河变迁，失去了曾经的故道，后汉王景治河，用堵塞汴水的办法使河归于济水，并筑堤修渠，使之行于千年。到魏晋、南北朝，迨唐、五代，都没有发生什么较大的河患，趋于稳定状态。这是因为采用禹兖州漯川故道的缘故。北宋时黄河开始北徙，几次复流故道，治河也只为以河界敌，防止侵入，而志并不是为了治河而治河。尽管到南宋绍熙、金明昌之际，河病敌，也是无心治河。元世祖至正中，开修会通河，几乎断北流，而专以一条河--淮河来承受全河河水，出淮河海口，一河之力，怎能独守黄河全水之压力？因而河患开始越来越严重。元末至正中又出现了北决。到明清史，其势更甚。他不仅从小阅遍群书，而且纵论历史，几乎对自周朝周定王以来的几千年关于黄河河道的变迁，进行每个朝代各自的分析，并总结了从东汉王景，到明代以来靳辅等著名治河家所制定策略的得与失，因而最后得出了黄河必将北面溃决的结论。

 

3、观现实探索“病财之由”

在魏源集的《筹河篇》上中，一开始就强调病河、病财的原由，并对原因进行详细的分析。其指出：“但言防河，不言治河，故河成今日之患；但筹河用，不筹国用，故财成今日之匮。以今日之财额，应今日之河患，虽管、桑不能为计；由今之河，无变今之道，虽神禹不能为功。”[2中华书局编辑部，《魏源集》，《筹河篇》，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年，第365页。] 1842年，中年的魏源著成《筹河篇》，分为上、中、下三篇来论述和证明这些观点。并在其观点之下，他认为在当时只言问题和做法，但却不能依照黄河的实际状况而去实践的人，因其无治河之能，而皆不足已共商治河。所以开篇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总结清朝建国以来每岁治河，且治河的费用愈来愈高的原因所在。

在《筹河篇》中，究其屡屡费增原因，魏源认为有二。其一，从国初始，清政府便忙于并重视黄河的治理。但治理的结果却是没有成效，反而因为黄河的灾害使得治理黄河束手无策，于是只能采用黄河堵口修堤等补漏的方式来治理。而由黄河带来的祸患，造成国家因治理黄河而大费钱财，严重危害国家民生大计。因此其说：“计自嘉庆十一年至今，凡十八载，姑以岁增三百万计之，已浮旧额万万，况意外大工之费，自乾隆四十五年至今，更不可数计耶？”[3同上，第366页。]其二，增设的河督等，造成河工和治河官员增多，费用也随即增多。

在清朝，国家全盛时期的财赋，做一个计算的话，总共才不过四千万的出入，而乾隆中叶之前，国家财政拨入黄河治理的费用，相对很少。但乾隆中叶之后，相比前昔则出之不穷。《筹河篇》中魏源说：“然则今日舍防河而言治河可乎？惩糜费而言节用可乎？曰无及矣!”[4同上，第367页。]

 

二、遵自然：“抑治河之拙”

对于黄河，在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中曾经这样描述：“黄河是自然界的一员，它的行动受着自然条件所范围、束缚的；它不能从低洼地面，忽然跃越丘陵；它不能从建瓴趋势，忽然临崖勒马；它不能改变地质、土壤来便利自己的通行，遇着坚冰溶解、霖雨连旬，它不能减少它的收容；要是沍寒冻结，赤地千里，它不能加增它的流动。”[5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中华书局出版社，2004年，第462页。]

而关于黄河的治理，在汉以前，是没有整个计划的治河方案的，即使到了北朝和唐代时期却很少谈及治河，后来的两汉、北宋、金、元几个时期的治河，基本上都是要么修新道，要么选择旧道进行治理。所以，造成到明以后黄河的治理就又增加了一层很大的障碍。再加上 “盖至元以前，河自为河，治之犹易；至元以后，河即兼运，治河必先保运，故治之较难。”[6同上，第463页。]造成了黄河治理的困难。

明朝初年，因沿袭旧制度，治河没有专门的官员。到了成化七年，命王恕为工部侍郎，总理河道。总河的设置，就从王恕开始。这同时也说明明朝比前朝更加专注对黄河的治理，。明时对于黄河治理的方法研究也很多，特别是在潘季驯四次治河之后，例如张企程、杨一魁等人都对此有很多的看法，在总结潘季驯治河的基础上，对他的治河方法加以深刻批评。这些辩事者既有专职，言论也有头绪，按理来说治河的方略也应该是跟着进步的，结果却不以为然，就连提出的计划无非都是搬演着就时的那一套方法。潘季驯的治河理论，尽管不是无懈可击，却向来被清人推崇，因其治河必有可借鉴的地方，只是不能彻底治理偌大黄河频繁的历史变迁。可想而知，面对黄河，是没有仅靠一种方法就能治理得好的，也没有找到治理黄河能一劳永逸的方法。

明代时河患依旧是十分严重的，而河道变迁愈加地频繁，当时的潘季驯能针对黄河乱流的情况，以此躬身力行于采用束水攻沙的办法来实现他的理论，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但是，潘季驯依旧局限于河南以下的黄河下游一带的治理，忽视中游地区泥沙的来源区的治理，治河不求去治理根本和源头，势必不能有多大的成效。泥沙来源问题不从上中游加以治理，而仅仅只靠束水攻沙的措施，想要把全部泥沙输送入海是不可能的，这当中必会有一部分泥沙淤积在下游河道里，造成之后河水泛滥等问题。在潘季驯治理黄河后，仍然不能解决局部决口改道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当初蓄淮刷黄的效果。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黄河夺淮入海造成的。明显的黄强淮弱，流入淮河造成淮河流域的淹没面积不断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地扩大，将成为威胁泗洲以及明祖陵安全的隐患。由此可见，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潘季驯等所采取的黄河治理措施，在明清时期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黄河带来的危害问题。

“总而言之，季驯晓得说「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却未能抓着自然性最重要的一点，他晓得说「治河无一劳永逸之道，惟有补偏救弊之策」，而却一成不变，未能做到随时补偏，没有把理论和实践密切联合，是他认识不真所致。”[7同上，第539页。]

黄河的自然性和历史性，决定了其不可能几千年都无所变化。相反，变化性更是不受束缚。魏源就其历史发展性和有规律或是无规律的变化性，加上魏源本身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尊重性，使得魏源能有一个更加客观，更好的角度看待黄河的变迁问题。

 

1、因其就下之性

黄河的河患自黄河流水起，以其流域地势以及山川地势，黄河上游段相对中下游段的变化少。下游则受黄河中游顺黄土高原而下，带来砂砾顺冲至下游，一来黄土增多，造成下游河道淤泥堵塞；二来水道较之以前，逐渐扩宽，祸及两岸。三是黄河流水不定，善迁徙与决堤。清朝在1840年后都发生了很大的黄河溃决。就黄河溃决的原因来说，除了特大洪水外，下游河道淤积沉垫是黄河溃决最主要的原因。而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阳北岸的铜瓦厢决口，改道北面，行经今天的河道，北流入渤海，也是不可阻挡之事实。

而魏源在探究黄河历史变迁中说到康熙之河情况时，因修河堤带来河底较国初泥沙淤积至数丈以外。湖水和其他河水，之前能畅出刷黄，但今却不能会有此功能，愈蓄深以致河决。清人治河多灾，一因其束水于堵，二因其只知河涨则堤高。

对于黄河北决的观点，魏源是非常主张的，也在其后黄河的自己溃决中得到实践证明。就其观察来看，每每黄河在河南省有北决情况，其河水必灌入张秋（今寿张县）运河之中。而其观察的黄河屡决，皆在南岸，无益于国家和民生，如果黄河北决，且北决于开封以上，而不是仅在下游徐、沛、归德之间，则益是大于弊的。

在分析利害关系和下游黄河北决之地的地势之后，使黄河趋向大清河入海，本就是天然河槽，建议黄河北流就其本身是非常的有利的。若是依旧挽回南道，既逆又难，魏源认为：“何不因其就下之性使顺而且易，奈何反难其易而易其难”，www.EEELW.COM[8中华书局编辑部，《魏源集》，《筹河篇》，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年，第368页。]“明知顺逆难易，利害相百，乃必不肯舍逆而就顺，舍难而就易，岂地势水性使然乎？审地势水性如之何？[9同上，第368页。]

 

2、主通北向河道

在1855年前，黄河主要是在南面摆动，虽然有时有北冲的情况，但均被人力强行逼堵南流。

黄河在近代之初这么连续地大范围溃决，给清朝带来了不少的危险，也隐隐的表明黄河终要北面溃决的信号。虽然在清代以来，就有很多有识之士建议或讨论让黄河改道北流，但是呼声不绝并不代表清政府会很重视。关于黄河如何治理，朝廷上下，议论纷纷，各种建议如筑堤说、分流说、滞洪说和改道说等。由于传统的治河防河观念，使他们仍旧相信黄河保持现状，用堵塞或是修堤的方式将黄河束于南岸，防止其北流，以此来减少河水带来的更大危险，所以都很支持黄河继续南流的。

但在清代治黄史上，有些人则提出“放弃现河道，另辟新河道”，即采用人工改道的方法，企图扭转黄河河道淤垫日高，修筑堤防劳费无已，而决溢之灾仍不可避免的形势。例如，魏源曾在1842年就建议了用人工的方式，使黄河能够改道北流。其理由是：“由今之河，无变今之道，虽神禹不能为功。”[10同上，第365页。]“使南河尚有一线之可治，十余岁之不决，尚可迁延日月。今则无岁不溃，无药可治，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11同上，第371页。]

但事实也确实如此。清咸丰五年黄河在河南兰阳北岸铜瓦厢的决口，以致黄水先流向西北，然后折转东北，遂夺山东的大清河进入渤海。致使铜瓦厢以东数百里的黄河河道自此而断流，就连原本穿过苏北地区汇入黄海的大河也迅即化为遗迹。这是黄河变迁史中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河决造成 “泛滥所至，一片汪洋。远近村落，半露树梢屋脊，即渐有涸出者，亦俱稀泥嫩滩，人马不能驻足”[12《再续行水金鉴》卷92，第2392页。]的景象。

魏源提出的主张并没有被采纳，但历史证明，魏源“人力予改之者，上也，否则待天意自改之。”[13中华书局编辑部，《魏源集》，《筹河篇》，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年，第368页。]当时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

通过对魏源《筹河篇》的再读，重新去审视和重视《筹河篇》在魏源众多著作中其自身的价值所在。《筹河篇》以治河为基本点，从黄河的角度，深入探讨清朝治理黄河存在的各种问题，在当时引起了有相同看法和共同观点人士的共鸣，也为后来研究魏源思想的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份有价值可考的宝贵资料。魏源在《筹河篇》中所体现出的爱国、经世致用、忧国忧民等思想，也成为现世人学习和借鉴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