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河哈尼梯田(文化)

分类：写作技巧    更新时间：12-11    来源：网络

 经过不断迁徙，最终在三江两山地区定居的哈尼族凭借着在游耕农业中学习的农耕经验与技能，综合云南亚热带气候和山区的特殊地貌，充分将气候、植被、水土利用起来，虽然只使用传统的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但是创造出了与自然生态系统相适应的良性农业生态循环系统——梯田农业。现在只要有哈尼人居住的地方，期间一定环绕梯田，梯田成为了整个哈尼族的精神、灵魂与生命的支撑。哈尼族各种有形的民俗活动，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日庆典、宗教祭仪，以及其思维方式、人生态度、处世原则、伦理道德，等等，全部都是从梯田稻作中繁衍派生而来的，即“哈尼族解说天地自然属性和天人关系的认知思路，以及顺应自然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人生价值观念，都导源于千百年来梯田稻作耕耘的历程。”[（） 云南民族学会哈尼族研究委会，《首届哈尼族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48] 

1.哈尼梯田悠久的历史

学界普遍认为云南哈尼梯田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据《尚书·禹贡》所载，“……蔡、蒙旅平, 和夷底绩。厥厥土青黎。田下上, 赋下中三错。”由此，很多学者便一直朝梯田联想，认为“厥田下上”说的就是梯田。《梯田文化论——哈尼族生态农业》一书中就说到：“早在春秋战国时，中国的梯田即已出现，《尚书·禹贡》……是汉文史籍对梯田最早的文字记载，同时也是对哈尼族治梯田最早的文字记载。”[（） 王清华：《梯田文化论——哈尼族生态农业》，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13]但是纵观《尚书·禹贡》一书可以发现，全书中记载了全国冀、充、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山川的方位脉络、物产分布、土壤性质及赋税高低等等，每州都有“厥土（惟）xx，厥田（惟）xx，厥斌（惟）xxx”之类的格式化语言，它实际上指的是各州土壤的性质、类别及土地的肥脊程度不同，所纳官府斌税的等次也不同；地的高下肥瘠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斌税也分为同样九等。《尚书·禹贡》中记载的梁州之“厥田惟下上”，实际上是指包括云南在内的梁州范围已耕地土壤质量较差，在九等之中仅属第七等，而不是字面上所理解的耕种田地在山间高低起伏的有层次的排布。

汉文史书对于哈尼梯田的确切记载实际上是出现于唐代。唐代樊绰所撰《蛮书》有载：“从曲靖州已南，滇池已西，土俗惟业水田……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蛮治山田，殊为精好。悉被城镇蛮将差蛮官遍令监守催促。如监守蛮乞酒饭者，察之，杖下捶死。每一佃户，佃疆连延或三十里。浇田皆用源泉，水早无损。收刘已毕，蛮官据佃人家口数目，支给禾稻，其余悉输官。”[（） （唐）樊绰：《蛮书》，中国书店出版社，2008年，卷七]这里说的南蛮所治的山田指的就是今天哈尼梯田。“窝泥，本和泥蛮之裔……今云南、临安、景东、镇沅、元江五府皆有之……耕山牧豕，纳粮赋，常人市贸易，亦有与齐民杂处村寨者。”[（） （清）阮元等：《云南通志稿》，云南通志局，1835年，卷一八三《南蛮志三之二·种人二》]明代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则把梯田列为中国农田史上七种田制（区田、圃田、围田、架田、柜田、梯田、涂田）之一。哈尼族梯田具有悠久的历史，围绕梯田农业也衍生出丰富的民族文化。

2．哈尼梯田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虽然根据目前可考的汉文文献资料，很难断定梯田具体出现的年代，但是我们结合史料和现今实际存在的哈尼梯田，可以发现梯田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哈尼先人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和考虑自然地理条件的结果，“最终形成了‘森林——村寨——梯田——河流’为一体的‘四度共构’的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生态循环结构，体现出哈尼族‘天人合一’的哲学意识。”[（） 云南民族学会哈尼族研究委会：《哈尼族文化论丛（第二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16]哈尼族的生活环境包括了“森林、村寨（人类）、梯田、河流”四个组成部分，为了能够将这四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哈尼族的先人将山体分为三段：山顶、山腰和山脚，并对这三个部分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形成了生态循环关系。

居住山腰是哈尼人适应梯田生产的写照。山腰气候湿润温和、冬暖夏凉，十分易于人居住，最宜于建村寨。不仅如此，在山腰建村寨还可以很方便地将村寨里产生的生活污水、垃圾粪便顺着山坡的趋势引入梯田，不仅提高了梯田的肥力, 提高地力，还改善了人们生活的环境，此外也便于每天到山脚的梯田里耕种水稻。

山脚梯田的耕种则给哈尼族创造民俗礼仪、祭祀活动以及节庆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寨子的下方，即山脚地区则开垦为梯田，用于生产日常所需的粮食，是哈尼族的生存之本，每一个节日或祭祀活动都是围绕梯田稻作的，都代表稻作生产的一个阶段和在这个阶段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和祈求。例如“六月节”一般都选在六月属鼠日举行，这就与梯田栽种的节令有关，这一天全村会杀牛宰羊然后分给大家食用，各家祭祀祖先，以预祝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尝新节”则是在农历七月，这时稻子已经七成熟了，就从田里采一把稻谷来炸成米花，用来招谷魂，其中第一把喂给狗吃，剩下的祭祀祖先。其中以“十月年”为哈尼族一年最隆重的节日，这个时候稻谷已经收割完毕，节庆的意图是庆丰收迎新年，常常摆长街宴供大家吃喝玩乐，相当于汉族过的春节。此外还有一些招魂祭祀活动，例如哈尼语所说的“康拉枯”，要杀一只鸡和一只鸭作为祭品，另外用水冬瓜树代表人、柳树代表粮、蒿树代表畜进行招魂，以此求得来年能够丰收，不受害虫侵扰。为了指导梯田稻作循时运行，哈尼族还创造了十月物候历。该历法将一年分为三季，夏历十一月至次年二月称“崇塔”（冷季），夏历三月至六月称“窝夺”（暖季），夏历七月至十月称“惹翁”（雨季）。全年365天，每季四个月，每月30天，余下5天过年。

村寨的上方，也就是山顶部分则为森林，是整个梯田自然生态系统的核心部分，它不仅蕴藏水源，使山泉、溪涧常年有水，使人畜用水和梯田灌溉都得到保障，还能保持水土、防风固沙、净化空气、调节气温，同时山林中的动植物，又可为人们提供肉食和蔬菜。哈尼人是深知山顶森林对其发展的重要性的，也就由此形成了朴实的自然生态观，对任何族人都严禁过分掠夺森林资源，日常生活中也有祭祀“神林”的活动，更加体现出了山顶森林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3.哈尼梯田与民族融合

哈尼族梯田文化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典范，还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我们知道哈尼族是迁徙而来的民族，在由北而南迁徙的过程中，他们总是先寻找适宜农耕的坝子居住，坝子地势平坦开阔，便于农业的开发利用，但也因此早有汉族居住，这就导致迁徙而来的哈尼族难以在此长久定居，哈尼族被迫迁徙到山区，这些地方常被视为化外蛮荒之地，瘴气弥漫、野兽出没、鲜有人迹。但对于哈尼族来说，这里恰巧是最佳的容身之处，可以让他们长期定居下来。可是并不是只有哈尼族生活在这一地区，以哀牢山区为例，这里就生活着众多民族，并形成傣族、壮族居住在河谷平坝，汉族、回族居住在城镇和交通沿线，哈尼族生活在半山区，苗、瑶两族则在山顶生活的立体分布格局。哈尼族的农耕技术自然是向坝子里常年耕种水稻的汉族进行学习；此外，在红河沿岸平坝地区，还有一种有趣的“牛亲家”习俗，即以居住于河谷平坝的傣族为一方，居于山区的哈尼族为一方。若一方有母牛，另一方有公牛，则经过协商，公母牛配成一对，共同管理使用，结为“牛亲家”。天气炎热季节，牛被赶到山区；天气寒冷时，牛又被赶到河谷平坝地，既有利于生产，又加强了两家的友好关系；哈尼族也绝不忽视他们与苗族、瑶族的关系，因为苗族和瑶族都居住与高山地区，掌握着哈尼族生产生活的命脉，因此哈尼族经常和苗族、瑶族互通往来，甚至交给他们耕种技术，也会把梯田借给他们耕种。哈尼梯田能够出现并且世代传承发展，与同区域各民族的帮助脱不了关系，使他们和谐共创的成果。

4.哈尼梯田与恋土情节

对于影响少数民族发展的因素，往往包含了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这使得在其各自民族心理、风俗习惯、民族个性、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发展与汉族显然不同。哈尼族作为少数民族的一支，在经历迁徙之后，他们选择在哀牢山、www.Eeelw.com无量山地区定居，这些区域以高大的山脉为依托，便形成了封闭的地理环境，从山顶水源处引水以便开垦梯田，其民族性格随之就受到了影响，安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加之文化落后，以祭天为主的宗教祭祀成了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活动。哈尼族将平地稻作成功移植到山区中，并名为的梯田，并不是简单的克隆坝区稻作方式，而是战胜自然的成功典范，是哈尼族人民聪明才智和民族精神的结晶。虽然身处的环境很恶劣但却依然尽人力化解，体现着哈尼族的乐观豁达，但另一方面，哈尼人却鲜少认为人类能力足以运用自然，相反却是一直臣服于自然。当从田地里收获辛勤耕作而来的粮食时，他们无法感受到这是自己劳力开发的结果，却对天地抱有感激，将收获的果实祭献于大地，这在哈尼族民间一直是普遍存在的宗教习俗和行为。这种依赖土地的结果是“他们只把土地当作最重要的事物，故能臧厥心，唯本业是崇，是以无未作，尽力耕作田地稻作。”[（） 毛佑全主编：《哈尼族文化初探》，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46]这种恋土思想、崇土观念，有利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但同时也存在严重的消极影响，它会造成哈尼人过度恋土、划地为牢的心态，更会导致盲目排外的行为，这使得族群中各个村社形成个个相对独立的内部文化实体，产生了不同的语支，这直接导致了哈尼族没有形成一个共同的语言，更没有产生统一的民族文字。

哈尼族人民埋头苦干于闭塞的大山大河中，满足于既成的经验。“在哈尼族的信仰中，人与自然物是均衡存在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绝对不是唯一的主人，因此绝不会拥有统治他们的能力。人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与宇宙的万事万物和平共处，互相依存，共同繁衍。”[（） 云南民族学会哈尼族研究委会：《哈尼族文化论丛（第二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108]因此对自然怀着感激之情和依赖之心哈尼族，其内部社会在千百年来一直维持着和谐与稳定，但是他们这种依赖心理仅仅一段时间内对融洽人、家庭与村落之间的关系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实际上却也“扼杀了哈尼人创新的勇气，不敢尝试新鲜的未知事物，因此总是把自己局限在已知的世界中，这严重的阻碍了哈尼族民族自身的进步与发展。”[（） 云南民族学会哈尼族研究委会：《哈尼族文化论丛（第二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111]

结语

历史上的哈尼族是一个长期处于流动迁移的民族，经过长时间艰辛地迁徙和发展，他们从氐羌系统民族中逐渐分化出来，同时也与其他各民族进行融合，成为现如今这个分布广、支系多的民族。尽管通过现存的汉文资料和哈尼族的口述史诗资料，很难完整地梳理清楚哈尼族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具体发展情况，但我依然努力通过对哈尼族不同支系的研究，将“哈尼族”的整个形成过程进行了阐述。这样的梳理，对于更进一步研究哈尼族不同支系的分化与迁徙，启发我们对中华民族形成与原因有着重要意义，便于深入思考。

哈尼族在三江两山地区定居后进行的农耕活动深深地打下了梯田文化的烙印，梯田稻作也作为哈尼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永久流传。哈尼梯田中包含着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哲学思想，敬畏自然的“天人合一”的智慧理念，是中华传统农耕文明与少数民族特殊文化的完美结合。但从辩证角度出发看待哈尼梯田给哈尼族带来的影响时，应同时注意到恰恰因为哈尼族深处大山的地域背景，其产生的封闭的恋土情节却导致哈尼族固步自封，无法更好地跟紧时代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