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字》中霍桑清教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分类：开题报告    更新时间：02-13    来源：网络

 课题研究现状：

《红字》是19世纪杰出浪漫主义小说家霍桑的代表作。小说以其思想性艺术性近乎完美的谐和，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霍桑，他既是清教传统的继承者，又是批判者。他一方面深受清教主义的影响，摆脱不掉“原罪”“赎罪”及“命定论”之类的宗教迷信，另一方面又从家族的负罪感出发，反过来对清教的专制统治深恶痛绝，怀疑清教对罪恶的残酷态度。他的作品表现了清教徒的生活观点以及对这种观点的深刻的批判态度。尤其是《红字》一直都被认为是美国文学史上反映清教思想的一部代表作。小说自1850年问起，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备受推崇，评论界从未停止对这部作品的关注。

国外学者对霍桑的研究历史更长久，早在1836年帕克·本杰明就在《新英格兰杂志》发表了首篇霍桑作品评论文章。1932年，兰德尔·斯图亚特编辑出版的霍桑的《美国笔记》又将霍桑研究推向一个高潮。此时的研究开始涉及霍桑的美学理论和政治观点。到1976年，美国更是成立了“霍桑研究会”，尤其注重霍桑的“罗曼司”的概念。

一、国内学者对这部作品的研究，主要有：          

（一）主题探讨

关于主题，学者们大多围绕宗教伦理、女性主义、人性主题展开讨论。

河南师范大学丰国林在《电影文学》2010年第6期发表论文“从《红字》看霍桑的宗教观”里面写到霍桑即使歌颂爱情，却深受清教伦理的影响，终究不肯让“有情人终成眷属”。同时，丁梅斯代尔也不是一个完全的反叛者，他与海斯特的通奸，与其说是反抗不如说是原罪。作为背叛上帝的惩罚，他必须自我惩戒和受到内心的折磨。

至于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的学者，他们把海斯特比作了夏娃。姚延文、赵伟、刘国斌合作的“皈依上帝与道德的升华 -----评《红字》中的女主人公白兰·海斯特”讲道女性受到了社会的不公平待遇而顽强自救，用善行和仁爱得到了上帝的宽恕。尤其是王毅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2期第4卷的“爱在‘红字’中永生-----论海斯特和丁梅斯代尔的爱情”把海斯特的言行举止成为美国早期妇女解放，追求幸福，追求独立自由的典范。

相对于赞扬女性，很多学者也研究了霍桑对于十九世纪男性的消极态度。如苏欲晓在“罪与救赎：霍桑《红字》的基督教伦理解读”认为丁梅斯代尔是虚伪软弱的，而奇灵沃斯是冷酷与阴暗的。

（二）创作的讨论

对于这部作品最受关注的就是其中的象征主义手法，首先是A字的象征意义，然后是珠儿，考虑到霍桑受到超验主义的影响而开始关注霍桑多部作品中多次出现的森林意象，例如刘国枝、郑庆庆的“论《红字》中的荒野的象征与原型”。此外，很多学者通过分析人物名字、形象刻画来寻找《红字》人物在《圣经》中的原型进而研究人物的象征意义。张天飞在《电影评介》2009年第24卷的“《红字》与《圣经》的互文性阅读”中认为，海斯特是夏娃同时也是圣母玛丽亚；丁梅斯代尔则是亚当和替罪羊的结合体；奇灵沃斯即使魔鬼也是先知，扮演着撒旦化身的蛇的角色。

（三）比较研究  

对《红字》的比较研究包括问文学作品中的比较研究和文学与历史间的研究。

孙明丽在《外语学刊》2010年第6期“在荆棘中唱歌----《荆棘鸟》和《红字》女主人公形象比较。他们同样是与宗教的代言人牧师相爱，而且帮助软弱虚伪的牧师隐瞒真相埋没自己的爱情。受到宗教的桎梏，面对不幸的婚姻，顽强反抗，实现自我的救赎。

近来还有学者对《红字》和历史上的审巫案进行互文性阅读。范熠辉通过对历史的考证，结合霍桑在《红字》中对历史细节的改写，分析了霍桑的政治意识形态，认为在小说的背后反映了不同利益集团的角逐，通过揭示霍桑有意地让17世纪中叶清教神权对大众话语权的压制，显露霍桑对《妥协法案》的政治立场，表达了他政府精英主义的政治乌托邦。

总而言之，国内外学者们对《红字》的研究不外乎这些角度：从作品的社会背景和故事结构上分析它的思想主题；或是对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时代女性对婚姻爱情的自我追求进行研究；或对作品所运用的象征主义手法进行分析；或是从女性主义、宗教伦理、人性或相关作品之间的对比研究角度进行分析；但是更多的学者是通过对作品中三位主人公的人性进行剖析，进而探究清教主义对人性的影响。如欧玉荣的作品《析红字中海斯特人格的含混性》、帕提古丽·伊萨克的作品《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红字的海斯特形象》。

课题研究目的：

霍桑的《红字》是一部反映美国清教思想的代表性作品，其价值主要体现在霍桑对美国清教社会的理性反思和这种反思所表现出的矛盾性。本课题旨在通过分析霍桑在《红字》中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及其命运的安排，展示出在清教主义的压制下人性的扭曲和自我的压抑，以及主人公海斯特和丁梅斯戴尔通过不断地努力、抗争，最后得到了人性的升华和救赎。尤其是通过对海斯特这一人物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对清教的虚伪和残酷的批判和对人性的自然回归和争取自由的强烈愿望，但是最后的结局安排表明霍桑无法彻底摆脱清教的束缚，不自觉地采用了清教的立场处理个人的命运。